今天四月二十六日，一九八九年「4.26人民日報社論」發表20年，題目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當年這篇社論激起民憤的程度我還記得。裡面有些句子如「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不就是現在用來為屠殺辯護的藉口嗎？鑑古知今，同一班仆街，同一堆廢話。

　　又如「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這種論調一口咬定民眾不能（「不能」既意味著沒有如此能力，也意味著不准許、將以武力制止）自行追求民主，並且首先將「治理整理」的威權統治置於首位，本身就是極權統治的語言。與其質疑參與民運的平民和學生別有用心，質疑口吐這種極權語言的人，是為了已有的戀棧權力和利益，將事態激化以威嚇民眾，不更合理嗎？

　　有些人喜歡假設「如果學生撤離廣場，六四就不會發生」；但為什麼不是首先冤屈民眾、激起民憤的四二六社論，要為事件的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的流血結局負上最大責任？除非我們先設政權做的一定是對的。誰都可以這樣假設：如果不是四二六社論激發民憤，中共肯和平改革甚至交出政權，根本不會出現最後的流血。

　　四二六社論所顯示的，整個中共對六四的詮釋結構就是：肯定民眾原有意願良好-->區別少數「別有用心」的刁民 -->誇大「動亂」程度-->挾持經濟成果，將「黨的統治」等同「中國安定」-->肯定武力鎮壓。結構如此，語言的左派色彩輕重，則視乎時勢略有分別（比如現在不敢號召全國人民一起鬥爭了）。正是以最政治的語言，去否定民眾正當的政治要求，而又抹殺要求的政治性——再後來的更不上道，連自己的政治都抹殺。以後再有另一班仆街講同一堆廢話，我們也要把它認出，不要被迷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