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鳴呼！我說不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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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主人按:

楊繼繩先生授權壹報刊登他的《墓碑——中國六十代大飢荒紀實》的前言,這是在大陸第一次發布,謝謝他對壹報的支持.

壹報主人想在這說幾句話:

一,中國的大飢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公眾,楊繼繩一書用鐵一樣的官方秘密檔案證明這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三百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一千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此書重要貢獻在實證了大飢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系,大飢荒又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僅此書中有明確紀錄的已達三千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飢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大會。

四，中國大飢荒對公眾與歷史的影響超過文革，中國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八年抗日中國死亡人數，大飢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四百五十顆廣島原子彈。

我向每一位有志於弄清歷史的人推薦此書，此書在中國第一次全面揭開六十年代大飢荒之真相，而且在於作者楊繼繩是新華社老記者，92年始領國務院專家津貼的學者，所引用的均是中國官方不公開資料，故謂鐵證如山。

壹報主人首先有對楊繼繩先生的人物特寫，隨後便是此書的前言。壹報讀者在炎炎夏日可得求真之福。

壹報也將衝破一人框架，盡力為讀者引入歷史與文化的多重視角，老記者們的真相發布地。此為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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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

2007年10月香港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中央電視台一位年輕記者說:“即使是惡心的題目，我們也要用專業的職業水准去完成。”這時，一位老同志大聲評介：“憤青不再，憤老尤存。”

這位老記者就是楊繼繩。

憤老？初次見面，楊繼繩給我的印像是一位和和氣氣，滿臉笑容的“農民伯伯”。腳蹬布鞋，每天爬山比誰都快。

他不承認自己是“憤老”，可著作中充滿憂憤之情。他的《鄧小平時代》在國內出版即遭禁。2004年，《改革時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出版)列入了黑名單，成 為進入內地海關必沒收的寶貝。2006年，《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沒上市被令就地封存。甘肅人民出版社冒險出版，18000冊銷售一空，發現後被下令銷 毀膠片，受到處罰。

遭禁後，別人是忍了。他卻仗著自己是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宣部設的一千個可以面見部長大人的專家之一。直闖中宣部長劉雲山辦公室，要討個“說法”。劉部 長不在，他就留下了一封信，陳說封書無理，還在網上發表了《一本書的辛酸故事》，批評禁書官員們：“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楊繼繩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堅持講真話，揭露天津經濟地位下降的問題，市委書記李瑞環很惱火，多次批評。李調北京工作後，還念念不忘，他曾對身邊的筆杆子說：“天津有一個楊繼繩，還寫文章反對我，一查——原來是個書呆子！”

沒錯，年紀越大，楊繼繩卻越來越憤怒。

楊繼繩還在浠水第一中學讀書時，他的父親死於大飢荒，村裡的樹己被扒光了樹皮,河水干涸,老人連扒樹皮的力氣都沒有了。1959年四月底的那天，學生楊繼 繩知道了父親快要餓死的消息，將三天停伙省下的三斤大米帶回農村家中，煮粥端給父親，此時父親已吃不下任何東西了，睜開深陷眼洞的雙眼,他伸出如同骨骼標 本僅附著一層枯皮的手,舉到一半無力放下,低聲對兒子說：“快回到學校去！”父親知道，只有學校糧食是有保障的。

埋葬了父親，楊繼繩只有悲痛沒有憤怒，因為他因為他認為這只是自己家庭的悲劇，與政府無關。他相信“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為中學小報的主編，他滿腔熱情地寫文章歌頌“大躍進”。

清華大學拖拉機制造專業畢業後，一直擔任團委書記的好學生楊繼繩被分到新華社，第一個十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中曾發了十四個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回過頭來，楊繼繩說百分之九十的稿子都是應當燒掉。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楊評價當時《人民日報》： “那時我們都是文奴。”

這個十年楊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寫的是《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經中央批擊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二個十年，楊繼繩盡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三個十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在權力面前說真話”。

2001年，楊繼繩一面以《炎黃春秋》副社長的身份為中國的民主憲政不停地鼓與呼。一面他花了十年的功夫，調查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作 正面報道為掩護，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飢荒的檔案，一路抄寫資料。十年間，他完成白天的任務，每個晚上，除了特殊的日子，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書寫。

2008年5月， 80萬字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紀實》在香港問世。

91歲新聞學者甘惜分戲謔地問：“世界充滿謊言，為何要求新聞真實？”楊繼繩答：“正因為世界充滿謊言，所以新聞必須真實。”

楊繼繩在書中寫道：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

    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飢荒餓死的年份，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份，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年景。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一 百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 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的全國征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飢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公社對人身控制，計劃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前言中，老記者最後沉思：

    （八十年代，鄉親們勸楊繼繩為父親修一個氣派的大墓碑。）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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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 三，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 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復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 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 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 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 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衝水喝，沒想到倒在半 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 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 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 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干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 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 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 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 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 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 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 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歷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 （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 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 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像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１９５０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 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 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１４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伙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游 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 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 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 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 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２０華裡。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１０裡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 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裡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 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系。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系。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 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像。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 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 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曾 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１９５９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 《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 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 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干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裡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 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５０公裡。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裡，但對農民是 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裡：“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 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 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裡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 “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 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１９５０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准。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 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 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 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 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 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 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 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 學，因稱贊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 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 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 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 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裡，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 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 聽話。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 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 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 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干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 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 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 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 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３０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像。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松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 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飢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 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 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 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 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 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 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①[ 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彈，炸死80000人。]即大飢荒相當於向 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飢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飢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③[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冊，第427頁]。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 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 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④[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北京，第 142-143頁]。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 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 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 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 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 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 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飢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像，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飢荒年代， 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 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裡，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干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 統計，各級干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飢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 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 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准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 布置豐衣足食的假像。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 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贊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 （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 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 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飢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 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 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飢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飢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⑤”[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頁]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 到史書上去的。”⑥[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107－108頁]　可是，大飢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 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 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 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 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 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飢荒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飢荒而著稱、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 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飢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飢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裡最 近的飢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飢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飢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飢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 的飢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飢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飢饉實際 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飢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飢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 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 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⑦

[ [印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
《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期(總第69期).]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 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 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裡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 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 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 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 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 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 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 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 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 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 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１９５６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 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１９５８年毛 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 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飢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 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 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 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 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制造謊言和傳播 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 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 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裡看到，遠隔千裡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裡，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 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 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 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 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 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 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 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 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 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 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 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 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⑧

[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劉少奇這裡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余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 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 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干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 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 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 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 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准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 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 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 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１９５８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 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 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 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 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 了怎麼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裡做的飯 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飢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 干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是普遍的現像，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 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 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 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干部。在農村，所謂 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干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 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干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游街、扣飯、冷凍、曬太 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 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 ”（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 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飢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 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飢民走漏消息，在村 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飢民則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範 ”，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裡，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 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制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 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１９５８年的 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 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松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 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 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 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制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 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 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 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彈，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萬人。

[3]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冊，第427頁

[4]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北京，第142-143頁

[5]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頁

[6]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107－108頁

[7] [印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期(總第69期).

[8]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麻絲註：此文值得一讀。因其道出了「新／舊」香港之結構性分別。但當然，港英政府只是一隻相較聰明的老狐狸而已，他們亦非真有能力挽「原始混雜狀態」於「資本主義發展狂潮」之下。讀者毋需過譽。

混雜香港之消逝／陳雲
http://maaa-c.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10.html

索 轉載：

麻絲按：再睡的話可就要打屁股了啊！

公民們，醒來！
http://www.1bao.org/?p=982

文：翟明磊．壹報

　　許志永博士被捕後,牽動了千千萬萬人的心。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我的維權的朋友們被送進牢房，我都會寫上一封抗議信，盲人律師陳光誠，艾滋維權者胡佳，特別是為胡佳，我寫過五萬字，九篇文章，可是零零星星有朋友寫聲援信，有博客轉載，然後統統被封，我有一種在荒野中吶喊的感覺，聽到是少許同道的回聲。

　 　寫信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無一例外，我特別有一種無力的感覺。別人說你為什麼還要寫，特別是警察友情提醒後還照寫不誤？我說，一，我想讓人們知道，關進 去的是個多麼優秀，善良的公民，當我們失去時我們都還不知道他們的珍貴，我們真是白活了，同他們能在一個人世，我感到幸運。二，如魯迅所說，我們要有點 “撫哭叛徒”的勇氣！這些所謂國家的叛徒，如胡佳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光誠則是破壞公物，阻礙交通。這些罪名，嚇人，怪兮兮的，如果我們再不撫哭名 為“叛徒”實為“國寶”的勇士，就無法建立一個民間真正的評介體系，使英雄之名不彰，使青史蒙羞。韓國為何能使光州屠殺平反，是因為民間的評介體系一直沒 有動搖過，一代代傳下去。而我們竟能得出“鎮壓帶來繁榮”的怪物式評論。


　　寫完《給老爺們上一課：聲援許志永與公盟》，許志永不久被捕，文章也在國內網站被刪，我又一次知道，抗議是沒用的，又是一次給朋友的進牢送別書。

　　該說的都說了，又能干些什麼呢，於是我又一次進入階段性悲觀期，症狀是失語，什麼都不想說了，語言蒼白，文字抵不過大炮，魯迅時代如此，今天也如此。


　 　讓我在今天還在這兒想說點什麼的動力是我看到了許志永案公眾的不同表現，當有關部門大抄家，狠狠修理公盟時，人們問許志永，為何這麼溫和？許志永說： “我就是要讓宰殺公盟的過程喚起民眾的公民意識。”別人問為什麼不像別的民間組織一樣找一個掛靠單位。志永沉吟，低聲道：“唯一可掛靠的就是我們的良 心。”


　　如今我欣慰的看到坐在牢裡的志永可能看不到的景像——公民社會在覺醒了。覺醒不是大喝一聲而是點點滴滴：像笑蜀啊，李 昌平，茅於軾，楊鵬，冉雲飛，張耀傑，楊恆鈞這些本來就愛說個公道話的大嘴巴不稀奇。一個香港的中學生寫出給溫伯伯的公開信，質疑溫伯伯的眼淚為什麼不留 點給許志永這樣的好叔叔。是啊，難道留給臣民的是眼淚，留給公民的是口水嗎？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王荔蕻去看守所看許志永與莊璐，而且提出火線加入公盟。顯 示了民心所向。值得一提的是王姐是見過大場面的——公民的膽子都是被嚇大的。她參與流民公房建設，還在楊佳媽媽最孤獨時，和她談心，給她力量。她有一句名 言：“魯迅先生曾說：不要以為有幾個流氓，手裡有幾把破槍，就把中國人全嚇怕了……”她說：“此刻立貼為證：如果許志永從此要在大牆裡度過，我以在大牆外 為恥。我申請在裡面占一席之地！”王姐，I服了YOU。


　　還有大量的明信片投向看守所，寫著“許志永，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 這樣的大明信片還豎在香港中聯辦門口。“我為志永”博客開張了，口號，“千千萬萬的志永不在監獄，就在去監獄的路上。”——有點豪邁，又有點心酸，可別！ 同時，大量的捐助湧向公盟試圖幫他們補交稅款。對於捐款我是這麼看的，我支持許志永良心抗法不交稅。這是他的原則。但是當梭羅良心抗稅坐牢時，有一批朋友 幫他交足了稅款。捐助不僅有助於公盟微弱的生存希望，也可以讓公民們有一個支持公盟的支點。我們面臨的的確是惡法，公益組織要交稅，公益捐助要交稅！如果 補交稅款有用，我們就交，如果沒用（最新消息是公盟繳稅被拒，理由是沒有法定代理人簽字，人家坐牢呢，怎麼簽？ＴＮＮＤ），捐款可給許志永與莊璐私人救 助。（建議朋友們捐款寫明這兩個用途。）

　　知情者透露，公盟蒙難是ＢＪＳ（白雞屎簡稱）維穩辦做的生活。這樣一個小小的機構，效率如此 高。佩服。公盟蒙難還因為是公盟的ＸＺ（洗澡簡稱）報告。聽上去嚇人，其實許志永與公盟從來都不是持有藏獨立場，這個報告中也沒有嚇人的東西，只是大學生 們的調查提及藏族在經濟文化上有些不公平社會待遇而已。這樣一份中庸平和公允的獨立報告引起有司的肝火，實在過敏甚。所以有司愛折騰，我們也愛折騰，生命 在於折騰。

　　他們愛用稅法來折騰。那麼， 捐款就是我們折騰方式之一。

　　不錢的，管有沒有用，可以顯示，公民們也是很有托國家和平發展多年的福啊。不過，建議不要一個大佬捐了所有的錢，這樣我們窮書生怎麼參與盛事啊。


　　我向公盟通過私人轉交捐助款一千元，同時我也有給朋友們的建議，還是捐助，不要借款，本來我想借期一千年的方式給公盟一千元無息借款的（一千年表示我看好公盟，一代代辦下去）。但知情者說，借款易使公盟可能陷入欺詐法律陷井。


　 　除了捐款，我還提議朋友們捐心力。可以是一張明信片，可以是一句鼓勵的話，也可以是一件小事，比如告訴鄰居阿伯，公盟是怎麼回事，許志永是怎麼回事：他 救助過鄧玉嬌，救助過孫志剛們，救助過結石寶寶，救助過許多冤民，現在他媽媽喊他回家吃飯，輪到我們救助他了，用這樣簡單通俗的話讓更多老百姓知道。總之 捐款，也捐點心力。這叫捆綁捐助。我跟捆綁銷售學的。

　　我捐給許志永的是葉芝的詩句：

　　“誰要是面對大火與洪水，面對吹過星空的風抖顫，就讓長風，大火，和洪水把他埋葬，因為他不能屬於那孤獨雄偉的一群。”


　　不要小看涓涓細流，總是有用的。先做點小事，再做第二件，有力氣的再多做點。

　 　順便說一句大家別忘了告訴莊璐她媽媽也叫她回家吃飯，這位與許志永一起被關的莊女士其實還是個小姑娘，托朋友帶進看守所的竟是一堆花花綠綠的小玩意如扎 頭繩，發卡，小貼紙什麼的，（當然沒被允許帶進去）平時對公盟理想什麼的都不大懂，但做財務很細心，這個溫柔體貼的小姑娘因為公益組織打工就被抓了，太不 像話了。大家可以看看楊子雲女士寫的獨生女莊璐的文章。憐香惜玉的大伙除了關心大塊頭許志久，也要呵護小女生啊。


　　許志永案真的在改變中國人的心性。借博客與網絡之力，量變引發質變，許志永案就是一個臨界點。

　　其實就拿我個人來說吧，雖做的是公民社會的普及報道工作，但是也從來是膽小怕事的，以前只關注自己一畝三分地。結石寶寶，嗯，有老許頂著呢，鄧玉嬌案，老許會不出馬？孫志剛案？老許肯定要寫公民建議書。老許，老許，我們搭老許的便車，搭了多少啊。

　 　可是老許關進去了，英雄關進去了，維權律師一個個關進去了,沒人為我們維權了,怎麼辦？我們這些凡人是不是也可以做點事。可以的，一向勇闖黑監獄，為被 關的訪民說話的許志永關進了白監獄，沒有人給被關訪民們說話了，果不其然一位女訪民李蕊蕊在黑監獄賓館被看守強奸了，還留下了白床單上的紅地圖。許志永不 在了，怎麼辦，我們的許多公民，曾和老許共闖黑監獄的，挺身而出，為訪民說話。《南方周末》，（我終於可以表揚她了）做了真實報道。

　　還要表揚的是《中國新聞周刊》，在一片鴉雀無聲中，這只百靈鳥在歌唱，報道了許志永案，本來就沒什麼嘛，此鳥並非獨大，而是眾鳥太小。打錯了，太膽小。


　　公民社會，千條理，萬條理，說到底就是“相互守望”，切記。這是俺親身體會，維權者有時需要的是一句話，一個電話，就可以讓他們知道不孤單，有支持。


　　結石寶寶的官司繼續在打。盡管有關部門警告公盟，“許志永這事不許發酵！”（你看看，人家的語言多生動）公盟雖沒有發酵，但公盟也沒有發嗲。有條不紊地做許志永沒完成的事。

　　中印貧民窟比較研究是志永最後一次談話特別關心的，也在進行中。

　　這樣的公盟，我們當然支持。


　 　所以人算總不如天算，天機豈是凡人可料的。負負得正。想讓人們恐懼卻播散了勇敢的種子,因為像許志永這樣溫和理性改良的人都被抓,那我們的安全又何在 呢?讓人想起維權界一句名言：“人人都去坐牢，世上將無冤獄”。許志案喚起了公民意識的整體覺醒。NGO們，各界名流聯名抗議此事，這是新氣像。我送十六 字真言給大家：明哲保身，各個擊破，奮起發聲，皆大歡喜。



　　最近有幸以土包子模樣做了一回《時尚先生》，雜志問我期待 的未來社會是什麼，我說是一個平凡的社會，沒有英雄的社會，人人心中敏感，互扣心弦，人人保有人性的尊嚴。有人說我說了等於沒說。我的意思是，一個正常的 社會是像許志永這樣的英雄“死去”的社會，因為人人都捍衛自己的權利，不再把權利讓度給英雄代理，代為出頭，這樣英雄無用，又是遍地英傑。這就是公民社 會。沒有英雄的社會。沒有讓英雄悲壯的機會，不是平凡的社會嗎？


　　真的不要小看心性的改變。中國的命運不是定數的。佛教認為宿命是可以在這一世改變的，只要心性覺悟，艾未未說過一句話，融化冰山，不是空談的，也沒有捷徑，而是靠所有熱心中國人心靈的總體熱量。心性可以改變一切，一切終將覺悟，甚至大地與草木都會覺悟。公民們，醒來！


　 　慢著，別以為我寫完了，最精彩的蘇醒公民在後頭，許志永的好友，著名律師蕭瀚，就是那個楊帆門的英雄，財經雜志大律師。他終於鼓足勇氣，拋出了《已醜公 民宣言》，這是許志永與他商量，委托他起草的，志永進去後，到底也怕啊，但現在他鼓足勇氣完成了，並向大家公開，因為精彩，壹報全文轉載如下——這個“心 力” 可捐大發了：


　　蕭瀚按：

　　這本是一篇受公盟及許志永先生委托起草的公民宣言草稿，寫於三個多月以前。鑒於近來政府非理性暴行頻仍，現發表出來，也算是一個無能的人盡自己一點心力。

　　　　2009年8月9日



　　從今日回溯到1949年，回溯到1911年，回溯到1840年，再遠溯到2200多年前，一幅清晰的歷史圖景展示在我們面前，延續了2200多年的家族官僚帝國時代，由統治者決定人民的良心和生活的臣民社會是其基本構成要素。

　 　今天，這個臣民社會應當終結，為此，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決定自己的良心，脫下臣民的行頭，穿上公民的衣冠，是我們的渴望，也是我們的責任。在以公民為基 本構成元素的未來公民社會，建立在個體獨立與社會自治基礎上的聯合政治制度，以此增進全體國民共同福祉，已是必然大勢。

　　自從1982年《憲法》頒布以來，公民這個概念在中斷了數十年之後，重新開始逐漸進入普通國人的生活，這個概念或許預示著臣民時代再次日漸式微，公民時代再次日見初曙。

　　近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迄今雖已取得一定成就，但無論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都還存在全局性、根本性的制度和人心問題亟需解決。由於政治制度的陳舊，因轉型而出現的許多問題，在其表現出來的制度之僵化、人性之扭曲、道德之墮落方面，甚至遠超過封閉落後但顯得穩定的時代。

　　通常而言，人之為人存活於世，需要五項基本保障：食品衛生、醫療保障、司法公正、教育人道、環境正常。然而，當今中國，在上述五個方面是怎樣一幅圖景？

　　十幾年來，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早已是個大問題，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這個問題探底，食品商的職業倫理幾乎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醫療衛生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早已使得人們畏醫院如虎，種種不公平現像、假藥害人現像、醫院、大夫不負責任現像……已是司空見慣，人們對醫療保障正在迅速地喪失信心。

無論朝野，人們對以司法獨立為核心的司法改革一直抱著很高的期待，希望司法能給人們基本的公正，然而，貪贓枉法、官官相護也早已成為社會的常態，各地經常出現的信訪和群體性事件，意味著司法公信力在中國已基本破產。

　　教育是個人心智健康成長和全民族的重要希望所在，然而當代中國的教育制度與實踐，總體而言，依然延續著數十年來的愚民教育，以應試教育為載體，以政府壟斷學位頒發權為手段，仇恨教育、暴力思維、庸俗唯物主義哲學、奴化人格等非人性的教育大行其道，嚴重妨礙了培養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妨礙了培養國人正直、誠實的基本人格，嚴重敗壞了各個領域中人和人之間的正常關系，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災難，造成全民族品格普遍矮化。當前的教育制度，已經成為毒害中華民族品格的主要毒源。

　　在庸俗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下，急功近利、拜金主義的官民互動，使得對資源竭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主流，許多基礎性的人文、歷史、地理環境，遭到嚴重的蠶食與不可逆、根本性的破壞，導致了不少地方嚴重的土地沙化、氣候異常、水質惡化、人文居住環境惡劣，已經嚴重威脅人們的正常生活。

　　可見，在食品安全、醫療保障、司法公正、教育人道、環境正常這五項指標方面，中國當代沒有一項是達標的。與此同時，貧富分化極度嚴重，大量底層民眾痛苦而無助地苟活在缺食、缺穿、缺房、缺醫、缺公正的“五缺”生活之中。

　 　面對這一切，政治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共識。然而，坐等制度改革是不可能的，沒有每個公民自己見之日常的良心自救運動，也不可能真正推進制度的變 革。許多國人在抱怨和指責制度的同時，遺忘了自己的責任，遺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常常也是惡制度的奉行者、支持者，潛規則的參與者。我們不得不認 為，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除了制度應該承擔主要責任，我們每個生存於這個制度之中、擁護其惡、執行其惡、默認其惡、漠然其惡者，也都負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 原罪之責——在這一點上我們作為倡議者也不例外。

　　應當建設這樣一個中國——滿足人們在食品、醫療、司法、教育、環境方面生存的底線需 求，合乎人道、保障基本人權、提升民族品格，在國際事務中既能保護本國利益，又有主持和伸張國際正義的能力，中國公民到國外能夠贏得國際尊重，而不是被宣 布為不受歡迎的國民……這不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全民自覺自省自救。

　　正是這一建設新時代的過程，賦予未來以新的希望，賦予每個公民新的自我完善以及完善社會的空間，其中核心的時代精神，我們認為是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最核心的關鍵詞是：良心。

　　與此相關，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義、人道、博愛、理性、非暴力、寬容、誠實、正直……也都是公民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認為，那種僅僅依靠擁有巨大權力的政治領袖人物給國人擘畫一幅美麗新世界的圖景，從此中國人民就跑步進入天堂的思維方式和政治實踐，與公民精神是相 悖的。公民精神，在其本質上強調以獨立個體的良心自決為基礎，以良法內自由的思想和行動，殊途同歸地凝成社會性和國族性的集群力量，因此，每個公民都是彙 聚成這支蔚為壯觀的整個民族力量不可或缺的組成者。

　　我們每個公民，不必是自大者，更不能是自暴自棄者。我們每個公民都應當對自己的公民人格——良心負責，對自己公民人格的負責也是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負責。

　 　為此，我們認為，無論作為集體和舊制度承載者的政府，是否有政治改革、扭轉當前局面的誠意，每個中國公民都不可推卸屬於自己的一份良心責任，每個公民都 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盡可能做好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日行一寸地遠離各種違反良心的潛規則、惡規則，與導致當前中國社會全面腐敗的這些身邊邪惡保持距 離，甚至直接反對。

　　為此，我們鄭重倡議，如果我們真的有誠意過符合良心的生活，真的有誠意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那麼每個中國公民都應當盡自己最大的可能，日漸履行以下基本的公民義務：

　　作為政治家的公民，我按良心、良法和歷史責任、民族責任推進中國的良治改革，不做腐朽制度的衛士，不做毀滅全民族的歷史罪人；

　　作為公務員的公民，我按良心和良法辦事，不受賄，不徇私，不枉法；

　　作為商人的公民，我按良心經商，不行賄，不制造假劣產品與服務；

　　作為記者的公民，我按良心報道真實新聞，不寫虛假報道，不趨炎附勢，不接受紅包；

　　作為教師的公民，我按良心對學生盡責盡職，不說謊，不以教謀私；

　　作為醫生的公民，我按良心與人道給病人治病，對病人一視同仁，不接受紅包；

　　作為律師的公民，我按良心和法律為當事人服務，不拉關系，不賄賂法官，不欺騙當事人；

　　作為法官的公民，我奉良心和良法以及自然正義盡職司法，不枉法，不做違背良心的判決；

　　作為檢察官的公民，我奉行良心與正義，對犯罪行為不枉不縱；

　　……

　 　踐行上述公民義務，在其最初的時候也許會有制度性和外部性導致的難度。但我們堅信，只要堅持日有努力、日有自省、日有推進的漸進行動模式，堅持公民之間 的理性交往准則，互相砥礪，交流經驗教訓，共同推進每個公民自己和他人成為合格公民的努力，終有一天，即使不是每個中國公民，至少會是絕大多數中國公民， 養成基本的公民習慣。

　　我們相信，如果堅持上述公民精神的基本理念和行動准則，每個公民不但因此而將收獲自己的幸福，同時也會將這個國家建設成為自由、民主、人道、和平、繁榮與幸福的樂土。

　　（本文本曾參考許志永先生的意見，在此致謝！祝他早日歸來！）

　　注：紅筆是原文如此，照錄。



　　壹報轉載就是表示全文贊同，我可不說什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說出我的心裡話，是一個比我優秀百倍的公民教員。我不僅贊成，還宣誓遵守之。


　 　我們的社會不能這麼爛下去了！變成一個人人不負責的社會，男人不對女人負責，女人不對男人負責，董事會不對公司負責，股市不對股民負責，公司不對股東負 責，政府不對公民負責，公民不對社會負責，其實八九之後，這個社會就是正氣陸沉的，我們確是需要一個公民道德蘇醒的運動了。

　　不要把所有的責任歸到制度與政府身上，而喪失發現自己力量的動力。“什麼都沒用，什麼都不要做，沒有什麼真實，自由都是相對的。”——比恐懼更可怕的是麻木。

　　一位馬來西亞獨立銳評家黃進發說得好：“如果你不能成為藥方的一部分，至少不要成為疾病的一部分。”


　 　我與志永交流並不多，有一次在飯桌上，我還對他的非暴力和平主義有微辭，我說好是好，但是與中國現實不符，人家甘地面對是文明的英政府，咱們？志永一次 次被打，被黑社會，流氓，公務員，警察，官員，攔訪者打，打得頭破血流，絕不還手。我曾覺得書生意氣，現在我明白了，絕對的非暴力是我們的路，我們建設的 是美好政治，那麼基石不可能是謊言與暴力。


　　公民們，醒來！因為無法再睡去。


(壹報預告,為支持許志永,壹報將推出大型專題<<尋找歷史上的公民>>)

一

　　子夏(2)的徒弟公孫高(3)來找墨子(4)，已經好幾回了，總是不在家，見不著。大約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罷，這才恰巧在門口遇見，因為公孫高剛一到，墨子也適值回家來。他們一同走進屋子裡。

　　公孫高辭讓了一通之後，眼睛看著席子(5)的破洞，和氣的問道：

　　“先生是主張非戰的？”

　　“不錯！”墨子說。

　　“那麼，君子就不鬥麼？”

　　“是的！”墨子說。

　　“豬狗尚且要鬥，何況人……”

　　“唉唉，你們儒者，說話稱著堯舜，做事卻要學豬狗，可憐，可憐！”(6)墨子說著，站了起來，匆匆的跑到廚下去了，一面說：“你不懂我的意思……”

　　他穿過廚下，到得後門外的井邊，絞著轆轤，汲起半瓶井水來，捧著吸了十多口，於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著園角上叫了起來道：

　　“阿廉(7)！你怎麼回來了？”

　　阿廉也已經看見，正在跑過來，一到面前，就規規矩矩的站定，垂著手，叫一聲“先生”，於是略有些氣憤似的接著說：

　　“我不干了。他們言行不一致。說定給我一千盆粟米的，卻只給了我五百盆。我只得走了。”

　　“如果給你一千多盆，你走麼？”

　　“不。”阿廉答。

　　“那麼，就並非因為他們言行不一致，倒是因為少了呀！”

　　墨子一面說，一面又跑進廚房裡，叫道：

　　“耕柱子(8)！給我和起玉米粉來！”

　　耕柱子恰恰從堂屋裡走到，是一個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糧罷？”他問。

　　“對咧。”墨子說。“公孫高走了罷？”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氣，說我們兼愛無父，像禽獸一樣。”(9)

　　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國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讓耕柱子用水和著玉米粉，自己卻取火石和艾絨打了火，點起枯枝來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說道：“我們的老鄉公輸般(10)，他總是倚恃著自己的一點小聰明，興風作浪的。造了鉤拒(11)，教楚王和越人打仗還不夠，這回是又想出了什麼雲梯，要聳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國，怎禁得這麼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罷。”

　　他看得耕柱子已經把窩窩頭上了蒸籠，便回到自己的房裡，在壁廚裡摸出一把鹽漬藜菜干，一柄破銅刀，另外找了一張破包袱，等耕柱子端進蒸熟的窩窩頭來，就一起打成一個包裹。衣服卻不打點，也不帶洗臉的手巾，只把皮帶緊了一緊，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頭也不回的走了。從包裹裡，還一陣一陣的冒著熱蒸氣。

　　“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耕柱子在後面叫喊道。

　　“總得二十來天罷，”墨子答著，只是走。


二

　　墨子走進宋國的國界的時候，草鞋帶已經斷了三四回，覺得腳底上很發熱，停下來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腳上有些地方起繭，有些地方起泡了。(12)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歷來的水災和兵災的痕跡，卻到處存留，沒有人民的變換得飛快。走了三天，看不見一所大屋，看不見一顆大樹，看不見一個活潑的人，看不見一片肥沃的田地，就這樣的到了都城(13)。

　　城牆也很破舊，但有幾處添了新石頭；護城溝邊看見爛泥堆，像是有人淘掘過，但只見有幾個閒人坐在溝沿上似乎釣著魚。

　　“他們大約也聽到消息了，”墨子想。細看那些釣魚人，卻沒有自己的學生在裡面。

　　他決計穿城而過，於是走近北關，順著中央的一條街，一徑向南走。城裡面也很蕭條，但也很平靜；店舖都貼著減價的條子，然而並不見買主，可是店裡也並無怎樣的貨色；街道上滿積著又細又粘的黃塵。

　　“這模樣了，還要來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見了貧弱而外，也沒有什麼異樣。楚國要來進攻的消息，是也許已經聽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習慣了，自認是活該受攻的了，竟並不覺得特別，況且誰都只剩了一條性命，無衣無食，所以也沒有什麼人想搬家。待到望見南關的城樓了，這才看見街角上聚著十多個人，好像在聽一個人講故事。

　　當墨子走得臨近時，只見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揮，大叫道：

　　“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14)

　　墨子知道，這是自己的學生曹公子的聲音。

　　然而他並不擠進去招呼他，匆匆的出了南關，只趕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來，在一個農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來仍復走。草鞋已經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裡還有窩窩頭，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塊布裳來，包了腳。不過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著他的腳底，走起來就更艱難。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樹下，打開包裹來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腳。遠遠的望見一個大漢，推著很重的小車，向這邊走過來了。到得臨近，那人就歇下車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聲 “先生”，一面撩起衣角來揩臉上的汗，喘著氣。

　　“這是沙麼？”墨子認識他是自己的學生管黔敖，便問。

　　“是的，防雲梯的。”

　　“別的准備怎麼樣？”

　　“也已經募集了一些麻，灰，鐵。不過難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沒有。還是講空話的多……”

　　“昨天在城裡聽見曹公子在講演，又在玩一股什麼‘氣’，嚷什麼‘死’了。你去告訴他：不要弄玄虛；死並不壞，也很難，但要死得於民有利！”

　　“和他很難說，”管黔敖悵悵的答道。“他在這裡做了兩年官，不大願意和我們說話了……”

　　“禽滑釐呢？”

　　“他可是很忙。剛剛試驗過連弩(15)；現在恐怕在西關外看地勢，所以遇不著先生。先生是到楚國去找公輸般的罷？”

　　“不錯，”墨子說，“不過他聽不聽我，還是料不定的。你們仍然准備著，不要只望著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點點頭，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會，便推著小車，吱吱嘎嘎的進城去了。


三

　　楚國的郢城(16)可是不比宋國：街道寬闊，房屋也整齊，大店舖裡陳列著許多好東西，雪白的麻布，通紅的辣椒，斑斕的鹿皮，肥大的蓮子。走路的人，雖然身體比北方短小些，卻都活潑精悍，衣服也很干淨，墨子在這裡一比，舊衣破裳，布包著兩只腳，真好像一個老牌的乞丐了。

　　再向中央走是一大塊廣場，擺著許多攤子，擁擠著許多人，這是鬧市，也是十字路交叉之處。墨子便找著一個好像士人的老頭子，打聽公輸般的寓所，可惜言語不通，纏不明白，正在手真心上寫字給他看，只聽得轟的一聲，大家都唱了起來，原來是有名的賽湘靈已經開始在唱她的《下裡巴人》(17)，所以引得全國中許多人，同聲應和了。不一會，連那老士人也在嘴裡發出哼哼聲，墨子知道他決不會再來看他手心上的字，便只寫了半個“公”字，拔步再往遠處跑。然而到處都在唱，無隙可乘，許多工夫，大約是那邊已經唱完了，這才逐漸顯得安靜。他找到一家木匠店，去探問公輸般的住址。

　　“那位山東老，造鉤拒的公輸先生麼？”店主是一個黃臉黑須的胖子，果然很知道。“並不遠。你回轉去，走過十字街，從右手第二條小道上朝東向南，再往北轉角，第三家就是他。”

　　墨子在手心上寫著字，請他看了有無聽錯之後，這才牢牢的記在心裡，謝過主人，邁開大步，徑奔他所指點的處所。果然也不錯的：第三家的大門上，釘著一塊雕鏤極工的楠木牌，上刻六個大篆道：“魯國公輸般寓”。

　　墨子拍著紅銅的獸環(18)，當當的敲了幾下，不料開門出來的卻是一個橫眉怒目的門丁。他一看見，便大聲的喝道：

　　“先生不見客！你們同鄉來告幫(19)的太多了！”

　　墨子剛看了他一眼，他已經關了門，再敲時，就什麼聲息也沒有。然而這目光的一射，卻使那門丁安靜不下來，他總覺得有些不舒服，只得進去稟他的主人。公輸般正捏著曲尺，在量雲梯的模型。

　　“先生，又有一個你的同鄉來告幫了……這人可是有些古怪……”門丁輕輕的說。

　　“他姓什麼？”

　　“那可還沒有問……”門丁惶恐著。

　　“什麼樣子的？”

　　“像一個乞丐。三十來歲。高個子，烏黑的臉……”

　　“阿呀！那一定是墨翟了！”

　　公輸般吃了一驚，大叫起來，放下雲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階下去。門丁也吃了一驚，趕緊跑在他前面，開了門。墨子和公輸般，便在院子裡見了面。

　　“果然是你。”公輸般高興的說，一面讓他進到堂屋去。

　　“你一向好麼？還是忙？”

　　“是的。總是這樣……”

　　“可是先生這麼遠來，有什麼見教呢？”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沉靜的說。“想托你去殺掉他……”

　　公輸般不高興了。

　　“我送你十塊錢！”墨子又接著說。

　　這一句話，主人可真是忍不住發怒了；他沉了臉，冷冷的回答道：

　　“我是義不殺人的！”

　　“那好極了！”墨子很感動的直起身來，拜了兩拜，又很沉靜的說道：“可是我有幾句話。我在北方，聽說你造了雲梯，要去攻宋。宋有什麼罪過呢？楚國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民。殺缺少的來爭有余的，不能說是智；宋沒有罪，卻要攻他，不能說是仁；知道著，卻不爭，不能說是忠；爭了，而不得，不能說是強；義不殺少，然而殺多，不能說是知類。先生以為怎樣？……”

　　“那是……”公輸般想著，“先生說得很對的。”

　　“那麼，不可以歇手了麼？”

　　“這可不成，”公輸般悵悵的說。“我已經對王說過了。”

　　“那麼，帶我見王去就是。”

　　“好的。不過時候不早了，還是吃了飯去罷。”

　　然而墨子不肯聽，欠著身子，總想站起來，他是向來坐不住的(20)。公輸般知道拗不過，便答應立刻引他去見王；一面到自己的房裡，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來，誠懇的說道：

　　“不過這要請先生換一下。因為這裡是和俺家鄉不同，什麼都講闊綽的。還是換一換便當……”

　　“可以可以，”墨子也誠懇的說。“我其實也並非愛穿破衣服的……只因為實在沒有工夫換……”


四

　　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聖賢，一經公輸般紹介，立刻接見了，用不著費力。

　　墨子穿著太短的衣裳，高腳鷺鷥似的，跟公輸般走到便殿裡，向楚王行過禮，從從容容的開口道：

　　“現在有一個人，不要轎車，卻想偷鄰家的破車子；不要錦繡，卻想偷鄰家的短氈襖；不要米肉，卻想偷鄰家的糠屑飯：這是怎樣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楚王率直的說。

　　“楚的地面，”墨子道，“方五千裡，宋的卻只方五百裡，這就像轎車的和破車子；楚有雲夢，滿是犀兕麋鹿，江漢裡的魚鱉黿鼉之多，那裡都賽不過，宋卻是所謂連雉兔鯽魚也沒有的，這就像米肉的和糠屑飯；楚有長松文梓榆木豫章，宋卻沒有大樹，這就像錦繡的和短氈襖。所以據臣看來，王吏的攻宋，和這是同類的。”

　　“確也不錯！”楚王點頭說。“不過公輸般已經給我在造雲梯，總得去攻的了。”

　　“不過成敗也還是說不定的。”墨子道。“只要有木片，現在就可以試一試。”

　　楚王是一位愛好新奇的王，非常高興，便教侍臣趕快去拿木片來。墨子卻解下自己的皮帶，彎作弧形，向著公輸子，算是城；把幾十片木片分作兩份，一份留下，一份交與公輸子，便是攻和守的器具。

　　於是他們倆各各拿著木片，像下棋一般，開始鬥起來了，攻的木片一進，守的就一架，這邊一退，那邊就一招。不過楚王和侍臣，卻一點也看不懂。

　　只見這樣的一進一退，一共有九回，大約是攻守各換了九種的花樣。這之後，公輸般歇手了。墨子就把皮帶的弧形改向了自己，好像這回是由他來進攻。也還是一進一退的支架著，然而到第三回，墨子的木片就進了皮帶的弧線裡面了。

　　楚王和侍臣雖然莫明其妙，但看見公輸般首先放下木片，臉上露出掃興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兩面，全都失敗了。

　　楚王也覺得有些掃興。

　　“我知道怎麼贏你的，”停了一會，公輸般訕訕的說。“但是我不說。”

　　“我也知道你怎麼贏我的，”墨子卻鎮靜的說。“但是我不說。”

　　“你們說的是些什麼呀？”楚王驚訝著問道。

　　“公輸子的意思，”墨子旋轉身去，回答道，“不過想殺掉我，以為殺掉我，宋就沒有人守，可以攻了。然而我的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經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候著楚國來的敵人。就是殺掉我，也還是攻不下的！”

　　“真好法子！”楚王感動的說。“那麼，我也就不去攻宋罷。”


五

　　墨子說停了攻宋之後，原想即刻回往魯國的，但因為應該換還公輸般借他的衣裳，就只好再到他的寓裡去。時候已是下午，主客都很覺得肚子餓，主人自然堅留他吃午飯——或者已經是夜飯，還勸他宿一宵。

　　“走是總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說。“明年再來，拿我的書來請楚王看一看。”(21)

　　“你還不是講些行義麼？”公輸般道。“勞形苦心，扶危濟急，是賤人的東西，大人們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鄉！”

　　“那倒也不。絲麻米谷，都是賤人做出來的東西，大人們就都要。何況行義呢。”(22)

　　“那可也是的，”公輸般高興的說。“我沒有見你的時候，想取宋；一見你，即使白送我宋國，如果不義，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國了。”墨子也高興的說。“你如果一味行義，我還要送你天下哩！”(23)

　　當主客談笑之間，午餐也擺好了，有魚，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魚，只吃了一點肉。公輸般獨自喝著酒，看見客人不大動刀匕，過意不去，只好勸他吃辣椒：

　　“請呀請呀！”他指著辣椒醬和大餅，懇切的說，“你嘗嘗，這還不壞。大蔥可不及我們那裡的肥……”

　　公輸般喝過幾杯酒，更加高興了起來。

　　“我舟戰有鉤拒，你的義也有鉤拒麼？”他問道。

　　“我這義的鉤拒，比你那舟戰的鉤拒好。”墨子堅決的回答說。“我用愛來鉤，用恭來拒。不用愛鉤，是不相親的，不用恭拒，是要油滑的，不相親而又油滑，馬上就離散。所以互相愛，互相恭，就等於互相利。現在你用鉤去鉤人，人也用鉤來鉤你，你用拒去拒人，人也用拒來拒你，互相鉤，互相拒，也就等於互相害了。所以我這義的鉤拒，比你那舟戰的鉤拒好。”(24)

　　“但是，老鄉，你一行義，可真幾乎把我的飯碗敲碎了！”公輸般碰了一個釘子之後，改口說，但也大約很有了一些酒意：他其實是不會喝酒的。

　　“但也比敲碎宋國的所有飯碗好。”“可是我以後只好做玩具了。老鄉，你等一等，我請你看一點玩意兒。”

　　他說著就跳起來，跑進後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會，又出來了，手裡拿著一只木頭和竹片做成的喜鵲，交給墨子，口裡說道：

　　“只要一開，可以飛三天。這倒還可以說是極巧的。”

　　“可是還不及木匠的做車輪，”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說。“他削三寸的木頭，就可以載重五十石。有利於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於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壞的。”(25)

　　“哦，我忘記了，”公輸般又碰了一個釘子，這才醒過來。“早該知道這正是你的話。”

　　“所以你還是一味的行義，”墨子看著他的眼睛，誠懇的說，“不但巧，連天下也是你的了。真是打擾了你大半天。我們明年再見罷。”

　　墨子說著，便取了小包裹，向主人告辭；公輸般知道他是留不住的，只得放他走。送他出了大門之後，回進屋裡來，想了一想，便將雲梯的模型和木鵲都塞在後房的箱子裡。

　　墨子在歸途上，是走得較慢了，一則力乏，二則腳痛，三則干糧已經吃完，難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匆忙。然而比來時更晦氣：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26)，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註釋：

〔1〕本篇在收入本書（《故事新編》）前沒有在報刊上發表過。

〔2〕子夏姓蔔名商，春秋時衛國人，孔丘的弟子。

〔3〕公孫高古書中無可查考，當是作者虛擬的人名。

〔4〕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曾為宋國大夫，我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者。他主張“兼愛”，反對戰爭，具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軻語）的精神。他的著作有流傳至今的《墨子》共五十三篇，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記述的。《非攻》這篇小說主要即取材於《墨子·公輸》，原文如下：“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按齊應作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 ‘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借子殺之。’公輸盤不說（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 ‘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按即楚國）有余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余，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躒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裡，宋之地，方五百裡，此猶文軒之與敝躒也；荊有雲夢，犀、兕、糜、鹿滿之，江漢之魚、躒、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免、狐狸（按狐狸應作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躒躒、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鶩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納）也。”按原文“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三事”兩字，前人解釋不一；《戰國策·宋策》作“臣以王吏之攻宋”，較為明白易解。在小說中作者寫作“王吏”，當系根據《戰國策》。又，《公輸》敘墨翟只守不攻；《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則說：“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小說中寫墨翟與公輸般迭為攻守，大概根據高注。

〔5〕席子我國古人席地而坐，這裡是指舖在地上的座席。按墨翟主張節用，反對奢侈。在《墨子》一書的《辭過》、《節用》等篇中，都詳載著他對於宮室、衣服、飲食、舟車等項的節約的意見。

〔6〕墨翟和子夏之徒的對話，見《墨子·耕柱》：“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鬥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鬥。’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7〕阿廉作者虛擬的人名。在《墨子·貴義》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 ’”

〔8〕耕柱子和下文的曹公子、管黔敖、禽滑鶩，都是墨翟的弟子。分見《墨子》中的《耕柱》、《魯問》、《公輸》等篇。

〔9〕計愛無父這是儒家孟軻攻擊墨家的話，見《孟子·滕文公》：“楊氏（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10〕公輸般般或作班，《墨子》中作盤，春秋時魯國人。曾發明創造若干奇巧的器械，古書中多稱他為“巧人”。

〔11〕鉤拒參看本篇注〔24〕。

〔12〕關於墨翟趕路的情況，《戰國策·宋策》有如下記載：“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又《淮南子·修務訓》也說：“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

〔13〕都城指宋國的國都商丘（今屬河南省）。

〔14〕這裡曹公子的演說，作者寓有諷刺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意思。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後，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主義，而表面上卻故意發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論，以欺騙人民。

〔15〕連弩指利用機械力量一發多欠的連弩車。見《墨子·備高臨》。

〔16〕郢楚國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縣境。

〔17〕賽湘靈作者根據傳說中湘水的女神湘靈而虛擬的人名。傳說湘靈善鼓瑟，如《楚辭·遠游》中說：“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下裡巴人》，是楚國一種歌曲的名稱。《文選》宋玉《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於郢中者，甚始曰‘下裡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18〕獸環大門上的銅環。因為銅環銜在銅制獸頭的嘴裡，所以叫做獸環。

〔19〕告幫在舊社會，向有關系的人乞求錢物幫助，叫告幫。

〔20〕關於墨翟坐不住的事，在《文子·自然》和《淮南子·修務訓》中都有“墨子無暖席”的話，意思是說坐席還沒有溫暖，他又要上路了（《文子》舊傳為老聃弟子所作）。

〔21〕關於墨翟獻書給楚王的事，清代孫詒讓《墨子間詁》（《貴義》篇）引唐代余知古《渚宮舊事》說：“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據《渚宮舊事》所載，此事系在墨翟止楚攻宋之後（參看孫詒讓《墨子傳略》）。

〔22〕墨翟與公輸般關於行義的對話，見《墨子·貴義》：“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悅），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小說采取墨翟答穆賀這幾句話的意思，改為與公輸般的對話。

〔23〕關於送你天下的對話，見《墨子·魯問》：“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下！’”

〔24〕公輸般與墨翟關於鉤拒的對話，見《墨子·魯問》：“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於是）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非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據孫詒讓《墨子間詁》， “鉤強”應作“鉤拒”，“揣”也應作“拒”。鉤拒是武器，用“鉤”可以鉤住敵人後退的船只；用“拒”可以擋住敵人前進的船只。

〔25〕關於木鵲，見《墨子·魯問》：“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26〕募捐救國隊影射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欺騙行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國民黨政府實行賣國投降政策；同時卻用“救國”的名義，策動各地它所控制的所謂“民眾團體”強行募捐，欺騙人民，進行搜括。